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孙 亮

从“以西解马”走向“以问题解马”

反思哲学研究的三十年，我国马哲界在汲取西方现代哲学、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同时，实质上缺乏对“西学”本身问题的反思，比如西方马克思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版本考证是否就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真实？在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身的时代有着深刻把握的同时，我们是否还得追问，“他者”问题能成为我们的问题吗？面对这样的问题，过去我们更多地是对“西学”“接着说”。事实上一旦承认如此的“做学生”的方式，马哲界的各种转型也就闭塞了它应当具有的原创性，同时与“西学”展开“对话”也就成为一种弥补自身缺陷的方式。因而，从“以西解马”转到“以问题解马”，就是凸显中国问题，深刻地用哲学的逻辑捕捉住时代的内涵，将“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结合起来，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绝不能用“从文本到文本”的“习古斋院式”的做法，那种满足于词句技艺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是相去甚远的。

从“彻底批判教科书”走向“客观评价教科书”

目前国内学界通常将“传统教科书”认定为，从恩格斯开始到前苏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我国是指以艾思奇、肖前和黄楠森等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模式。由于在马哲界某些学者沉醉于“西学”的文本崇拜中，而“西学”是从批判“以苏解马”的套路开始的，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国内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传统教科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重要原理的片面性理解、曲解。这种解读引起了众多学者对“传统教科书”中的一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任意批判割舍。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问题，一些学者意图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这一特性淡化。有些学者在认识论上试图取消反映论，在历史观上试图取消客观历史规律，在本体论上试图悬置对本体的追问，进而取消“唯物主义”，这样对待“传统教科书”显然是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客观评价教科书”意味着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对其转型的背景，即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实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追问与反思，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对“西学”的“学术仿制”。

从“重新理解马克思”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

学术界这些年来发出了这样一些呼声：“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一个典型话语，它标示的是将马克思与由恩格斯肇始的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从而重新解读马克思。在这一话语下，存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种解释路线。呼吁“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学者指出，两种路线是显著不同的。主张这样的观点的意图在于让马克思回到整个西方哲学的谱系中去，这种说法忽略了马克思思想自身的整体性。我们讲“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意图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不能将马克思仅仅作为一种在哲学高度上的“批判理论”，它还应当是一种“改造与发展世界的理论”。要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维度下，在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分析中，将马克思带出哲学襁褓，从哲学之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马克思哲学范式转型千面化”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转型”

客观地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缺乏对其自身研究的方法论的普遍共识，“平权的解读”在现代解释学理论上获得了合法支撑，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讲，这一“平权的解读”却是造成自说自话的根本原因。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是十分严肃的，因为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解放学说，是一种政治方向标。这直接规制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能只是“意见”，而应该为从中寻求出“政治向度”努力，所有的解读都是要让马克思的“政治向度”更加凸显而有效。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些年来，我们拒绝“大一统”地解读马克思，从而展现出林林总总的马克思的“个性化”解读，而如今，学界应该有一种“集体式”的研究共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才能有资格“与西方对话”。在我看来，这种共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转型”，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要求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它的意图在于审视中国现实的时代需要，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下，强化其学术性，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